专题党课：正确认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截至2023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200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92.3%。前三季度，全国新设民营企业706.5万户，同比增长15.3%。民营经济为劳动者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是稳就业、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力量。
一、民营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科技创新方面，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从模仿、嫁接到原创的创新发展之路，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在工业软件、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科技重点领域牵头承担科技攻关任务，加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移动通信、智能算力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经济领域进入国际领先行列，优势不断扩大。少数民营企业已经站在了全球创新竞争的最前沿，开始步入自主探索的“无人之境”，与全球发达国家科创巨头争夺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如在云计算方面，阿里云、华为云已经进入全球前五大云计算平台名单，具备了与谷歌、微软、亚马逊公司一较高下的实力；在智能驾驶领域，华为、百度等企业积极开展新技术的自主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通义千问大模型、混元AI、文心一言等大模型飞速发展，技术不断突破，应用前景广阔。
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民营经济是中国外贸主力军，积极参与国际化经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显示，2018—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口总额从1422.55亿美元上升至2763.6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5.72%上升至7.69%，对全国出口总额的贡献率平稳增长。
从对税收的贡献来看，民营经济数量众多，经营业务多元，能扩大国家税收基础，增强国家财政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再分配将税收用于支持公共事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利等方面，减少贫困，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状况。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民营经济不但不能离场，还需进一步发展壮大。当前亟须破除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找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民营经济的内部治理机制与经营理念亟待转变。一是民营经济的内部治理机制亟待转变。部分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存在产权结构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健全、运营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当前，仍有较高比重的民营企业沿袭家族式管理，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发展深受个人与家庭的制约。许多民营企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和科学的管理方式，在内部风险管控、财务管理、人才选聘与激励机制方面存在短板，严重制约民营企业提质增效。二是民营经济经营理念亟待转变。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与不确定性上升，众多民营企业无法稳定发展预期。同时，由于高新技术的创新活动存在一定资金与技术门槛，投资回报周期长，中小民营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意愿不高。而大量中小企业在产品改进、外观设计、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微创新”较难得到社会高度评价与认同，创新回报较低，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与取代，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热情。因此，民营经济更倾向于制定短期经营目标，以压低成本替代创新突破和转型升级获取利润。这不仅不利于民营经济自身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也使得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劳资冲突、金融风险等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容易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亟待完善。一是准入壁垒限制民营经济成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充足的产业发展空间。但现实中，民营经济面临市场准入难题，尽管国家全面推进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出“全国一张清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企业注销便利化等政策，旨在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扫除障碍，但与支持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尚未跟上。在产业准入方面，许多行业没有明确限制民营经济参与，但却以资本实力、技术水平、企业规模等理由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以烦琐的准入流程增加业务审批办理难度，提高民营企业参与成本。在跨区准入方面，司法障碍、本地优先、封闭运作、监管差异等手段成为地方保护引致市场分割的新形式，民营企业跨地区发展面临严苛的资质审查，交易成本较高。二是民营经济面临不公平的要素竞争环境，在信贷支持、资源获取、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供应方面遭遇不公平待遇，这一点在融资渠道和信贷支持方面最为显著。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避免坏账与实现盈利，对民营企业存在规模大小与所有制方面的歧视，民企难以获得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同时，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健全，民间资本参与民营企业发展投资的渠道受限，民营经济的发展缺乏资金支持。此外，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限制了民营经济获得发展所需资源，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为克服不确定性风险，会更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活动来维系政商关系和企业间关系，以获得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等政策性资源，提前了解经济政策走向，灵活开展经营。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寻租”活动、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资本无序扩张等现象，不仅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也不利于民营经济自身的长远发展。
（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制度体系亟待优化。一是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当前，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在财产权方面，一些地方官员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知识产权方面，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面临侵权，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模仿与生产，利用价格战将中小企业挤出市场，不仅严重损害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更会导致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制定产权保护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没有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特点，政策不够细致精准。一些地方政府延续了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与企业的传统执法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制度不足的问题，但以行政命令替代法治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要求，也容易误伤企业，不利于为企业提供稳定、公平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二是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服务保障不足，政府的规制与监管手段亟待优化。当前国际分工及贸易体系加快重构，中国的民营经济既面临原料短缺、用工成本高昂、市场萎缩等经营困境，也面临国际生产体系调整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战略机遇。但现阶段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制度体系与配套服务措施不完善，企业创新活动风险较大，投资周期长，回报率缺乏保障，中小微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此外，政府在进行规制与监管时未能充分考虑新行业新领域的新规律，一方面对新风险新问题的规制不足，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借由技术进步引致的制度变迁行为未能正确识别和区分，对一些属于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创新的行为没有加以支持，反而予以抑制，这样容易造成市场误读，损害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三是政策的稳定性与精准性不足。政府出台政策较密集，部分政策与政策之间调整转向较大，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策缺乏衔接性，政策内容不够精准。同时，密集出台的政策容易产生“积累效应”，在某一时点使市场及企业面临多重政策效果的叠加冲击，诱发系统性、颠覆性的风险。此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缺乏与企业的沟通，政策内容与企业发展所需所盼并不完全对应，在推动政策落地时也缺乏市场预期引导，民营企业可能对政策存在误读或过度解读。这种反应还会在民营企业之间传递并形成趋同效应，更加不利于民营企业安心经营发展。
（四）对民营经济“公”与“私”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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