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党日党课讲稿：百年大党纪律教育的历史回顾
毛泽东曾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王道”与“霸道”之论，形象地表明纪律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严明党纪的主张，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强化党员纪律教育，确保了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一、在极为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加强革命队伍的纪律教育，为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自诞生伊始，党就把纪律视为生命线。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涉及纪律的内容占有相当比重，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础。如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纪律，对保证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1922年党的第一部党章首次将“纪律”单独成章，并提出了9条纪律要求，涉及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从业纪律等，使党的纪律建设有了实质性内容和进展。同时，还系统规定了党员的违纪责任，严重者一律予以开除。党的二大党章把纪律专列一章的做法，被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党章修正案所继承并得以发展，尤其是党的七大党章首次把“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作为党的组织纪律予以正式确立。这些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对于教育和引导党员遵守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以及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立规矩、定制度的同时，党还高度重视在革命实践中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以增强党员的纪律意识。众所周知，工农红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日常也是十分重视纪律教育。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军队本身成分复杂，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缺乏群众基础，部队每到一处，都能看到有老百姓躲避现象；军队内部存在宗派主义，有些还搞独立，不听从指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把整顿军队纪律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提出抓军纪就是抓党纪。1927年秋，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随后，针对部队攻克县城后侵占小商贩利益等问题，毛泽东又宣布六项注意。1935年，这些纪律条文被改编成歌曲，在全军、全党广为传唱，成为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在党员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引导党员增强纪律意识，党还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典型案例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奔赴延安，投身于火热的革命熔炉之中，刘力功就是其中一位。1938年，刘力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时，组织根据他的个人表现，决定将他分配到基层，经受锻炼。对于组织的这项安排，刘力功显得十分不满，并且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到马列学院或者回原籍工作，还以“退党”来要挟。经组织多次谈话，他仍拒绝执行组织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刘力功事件之后，1939年5月，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展开大讨论，并写下《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显然，这些做法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平稳以及经济情况的逐渐好转，物质生活条件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在这期间没有经得起权力、金钱的诱惑，开始滑向违纪违法的泥潭。同时，党内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也有所抬头，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势在必行。
针对党内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党中央以“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为警示，拉开了新中国党员纪律教育的序幕。1951年，党中央严肃查处了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腐败问题。在处置刘、张两人时，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河北省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以贪污罪判处刘、张两人死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与此同时，党中央以抓关键少数为突破口，严肃党的纪律、强化纪律意识。1952年1月，毛泽东在“三反”运动指示中强调，运动第三个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捕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并强调“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同年2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要求县处级以上干部必须在一定会议上做一次公开、深刻的自我批评，要求地委书记、专员以上干部写出书面检讨并上报中央。1954年，又专门制定了针对中、高级干部的轮训制度。同时，针对这一时期军队内部出现的生活腐化堕落现象，《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要求，对团以上干部进行一次普遍教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并上报。这些严厉的举措，极大地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警示教育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党的纪律，为教育党员严守纪律起到了示范效应。1954年4月，毛泽东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要求地方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而决不能搞特殊，文家（毛泽东的娘家人）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周恩来也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并定下“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类似这样的家规很多，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身边人，为全体党员干部遵守党纪树立了榜样。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强化党员纪律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
“文革”期间，党的纪律制度和纪律检查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强化党员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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